陈亮认为霸道本于王道，王霸并用。

然而，近百年来，我们不时中断这一源头活水，常常会对中华文化的人文经典采取很不适当的态度。今天，当我们富国强兵的梦想即将实现之时，却突然发现，我们的人文经典所承载的人文理性、人文价值是多么重要。

我相信，中国经典的创造性诠释，其实就是我们当代学人、当代中国人和千古圣贤打破时空关系的一种心灵对话，我们要在这种对话中完成回归经典、重建经学的使命。对中国人而言，中华文明复兴是一种全民族的自觉追求。当代中国，我们需要通过回归经典来追求现代人所需求的人文价值、人文理性、人文信仰。进入 朱汉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学 。这个重建的过程，应该说是一个更加艰难的过程。

今天很多来岳麓书院学习的学生，也包括企业家、公务员，他们津津乐道于读经典。但是，这并不是说把古代的经典搬过来重读就可以解决问题，而是需要一个重建中华经典学或现代新经学的过程。他们既有很高的文化理想和道德操守，体现出圣贤的价值追求、人格修养，又有坚强的血性气质、卓越的军政才能，在风云变幻的近代历史上显出独特的精神风范与人格类型。

但是，您认为士大夫精神作为一个文化现象依旧存在，并且依然影响着现代中国历史的走向。这些人的精神气质影响到后来的数代湖湘士大夫与知识群体。比如一些位高权重的领导干部，不是用公共权力来服务人民，而是满足个人的无穷利欲。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诚能够为人所认知与实践，实现反身而诚。

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一年去拜访唐鉴，唐鉴传授的修身工夫论给曾国藩莫大的启发。可见，四书不过是儒家士大夫知行结合的工夫论记载，譬如《大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论语》的操存、涵养、三省吾身、忠恕之道，《孟子》的尽心、存性、体验、扩充，《中庸》的学、问、思、辨、行，以及尊德性、道问学、道中庸等等，这些修身工夫都是先圣先贤在自己的修身实践中的个人体悟、经验总结。

我们希望，通过学习借鉴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能够找回古代的士大夫精神中这种为天地立心的精神气魄。湖湘文化与士大夫精神 记者：近世湖南士大夫不只是曾国藩，其他如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等，是不是也都下过这样的苦工夫？湖湘文化精神中是不是特别强调个人的道德自律和人格养成？ 朱汉民：是的。而豪杰体现为一种坚勇的气质、经世的能力、实干的猛劲等等，两者各有所长。记者：士大夫精神与这种修身工夫有什么关系？ 朱汉民：根据宋代儒家学者的看法，儒家的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等先圣先贤均终生致力于修己治人的实践活动，他们在这种修身实践中获得许多感悟与体会，并将这些感悟与体认总结记录下来，就成为后代儒者们所读到的儒家经典——四书。

曾国藩强调：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他立志要从事于克己之学，并且严格按理学家的要求，修身养性，潜心于义理之学，以求在人格修炼上有所成就。清末废科举，后来又经历了革命，作为社会阶层的士大夫不再存在。曾国藩强调，诚意以致知为知识基础与前提条件，他倡导明宜先乎诚，他通过自明诚的阐发，表明学问工夫的明最后会体现于诚中，学问积累与人格修养的方法因此获得了一种一致性。

而且，道不仅代表士大夫追求的社会正义和文化传承，也是士大夫生命的终极意义——朝闻道，夕死可矣。记者：您倡导的士大夫精神应该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我们的领导干部应该如何修炼自己的士大夫精神？ 朱汉民：士大夫精神其实是一种精英文化。

后来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中，湖南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士人，包括谭嗣同、唐才常、黄兴、宋教仁、蔡锷、陈天华、刘揆一、刘道一、禹之谟、杨毓麟、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等等，尽管他们主要是军界、政界的领袖人物，但他们均是这种圣贤—豪杰型人格的倡导者、实践者。一些经济精英更是靠不良竞争来获取成功，成为正在建设的经济秩序的破坏者。

第二年，曾国藩又向另一位理学大师倭仁请教修身工夫论。请您以曾国藩为例，进一步讲讲士大夫如何通过做工夫而转移精神气质。什么是天地之心？中国哲学将宇宙天地、人文世界理解为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人类就是通过参与生生不息的宇宙天地演化、社会历史进程而获得其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近代出现的各种社会思潮、政治思潮，都表现出对经济均平、政治平等等大同理想的特别向往，这种相同的思想推崇，和其推崇者身上具有的士大夫传统有关。为什么宋代张载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四句教，在今天还能够被很多精英人物重新提倡，就在于这种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文化使命、精神境界，能够弥补我们现在的一种精神缺失，能够开阔很多人的胸怀。道既是士大夫维护的社会正义，又是他们追求的文化传承，道的追求和完成能够化解他们作为精英人物的社会焦虑与文化焦虑，道在士大夫人生哲学中居于核心地位。

他们往往在推崇圣贤作为理想人格的同时，还追求一种豪杰的气质。孔子是士大夫哲学的奠基人，他认为士作为社会精英，必须承担高度的社会责任和文化使命，具体体现为对道的承担，即士志于道。

但是，湖湘士大夫强调做事必须以做人为基础，主张将圣贤的价值理想、文化理念与豪杰的意志能力、经世事业相结合。心性工夫与士大夫精神 记者：您是湖南人，又研究湖湘文化，我们读曾国藩日记，看到他曾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七月十四日去拜访他的老师唐鉴，即镜海先生。

如他与人久谈，过后会反省而觉得不妥，即所谓多言不知戒，绝无所谓省察者，志安在耶？耻安在耶？他看人作应制诗而应酬性地当面夸奖，他回头也会自责不忠不信，何以为友。进入 朱汉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为天地立心 。

湖湘文化精神有一个特点，就是湖湘士大夫特别强调个人的道德自律和人格养成。中国近代的政治理念为什么和西方近代的政治理念有很大区别，应该说与士大夫作为近代化运动的主体有关系。张载讲穷神知化、存诚、大心。这句话可以说是对儒家内圣外王理想的一个极生动极富号召力的概括，这四句教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对原典儒家有何继承和发展？对士大夫的道德完善和人格塑造产生了什么长远影响？ 朱汉民：张载四句教的突出特点是将原典儒学中关于士大夫的社会正义责任、文化传承使命，提升为一种为天地立心的天地境界。

青年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就是以杨昌济为精神导师建立起来的。须是策励此心，勇猛奋发，拔出心肝与他去做。

我相信，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士大夫，还是今天的领导干部，只要能够付出艰苦的努力，通过不断的精神修炼，坚持持久的知行合一的修身工夫，就可以重新塑造自己的精神人格，真正找回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那种为天地立心的精神气魄。什么是士大夫精神？ 记者：您的一篇演讲士大夫精神与中国文化在微信朋友圈曾经很火，您在演讲中提出中国古代丰富的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其实都是士大夫精神的表达和追求，在您看来，建构士大夫精神的人生哲学主要包含哪些内容？ 朱汉民：士大夫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学者—官员型的社会阶层，由于这个士大夫阶层既经营学术文化又从事社会治理，故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士大夫人生哲学。

学会对会员的道德修养做出了一系列的规定，强调会员必须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晚清郭嵩涛从原始儒家的价值理念出发，将自由民主理念包容进来。

中国经历了传统文化的毁弃和中断，现在要重新了解传统文化，需要一种热忱。我想还是应该由思想界、学术界给出一些基本的评判。另一个是《中庸》提倡的中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以往我们的教育忽视了许多人文的东西、传统的东西，如果我们的孩子也对传统文化缺少基本的了解，教育就是失职的。

这样才能培养健康的人格，发现仁爱之心，使人得到提升。另一方面，中国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等一些观念，在现代社会仍然有效。

一方面，民国学者如钱穆先生，当代学者如李泽厚先生、袁伟时先生、王学泰先生，都不认同国学这个提法。传统文化的当代性甚至世界性意义，就是用儒家的修齐治平去面对现代生活。

这就构成了一种参照，可能热不是问题，关键在于热出人文价值。不赞成也有一定的道理。